10月謠言盤點:喝自來水致癌?大涼山孩子十年沒吃過肉?

　　首先，從信源而言，謠言傳播一般是基於“匿名”，“私密”又帶有“權威”感的來源。前兩者是為了顯示親近感，形成類似“自己人”的輿論場，從而讓接受者減小防御，而“權威”感的建立，則是可以迅速獲得信任，並且難以被反駁。

　　“水中PM2.5”的謠言，盡管在傳播內容上不斷申發，但始終強調“該調研數據來源於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國家環境模擬與污染控制重點實驗室主持的一項全國調研報告”，以具有公信力的專業機構作為背書，結合近今年來越來越多的對健康的關注和對霧霾的憂懼，幾乎立刻沖破了大眾的心理防線，從而導致了全方位的擴散。而專家想對該謠言進行澄清，其實面臨雙重難題：一是如何讓較為艱深的調研術語被普羅大眾接受﹔二是公信力如何超越已經被定為信息來源的相關機構。其實，最好的辟謠辦法，恐怕是請該機構成員公開澄清。

　　“叫停使用微波爐”的謠言，內容近乎無稽，但以《人民日報》這樣的權威媒體作為信息源頭，幾乎立刻獲得了傳播力。特別值得關注的一點是，《人民日報》實際上曾在2012年做過關於“微波爐致癌”的辟謠新聞，而這則謠言卻進行了反轉。為何會如此？事實上，“謠言”隻要和大眾媒介聯系起來，不論是作為辟謠，還是作為對一種說法的引用，都會對謠言的傳播有所刺激。對於尚未聽到這則謠言的人來說，這是提醒他們有這種說法，而對已經知道的人來說，被媒介提到這一現象，就証實了謠言的影響力。

　　以美國著名的普羅克特一甘布爾公司為例，由於曾被謠言將該公司和某不良教派聯系在一起，1982年公司在新聞界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辟謠運動，結果卻使這則謠言傳遍了美國。美國學者針對這次辟謠活動的調查表明，謠言源起的南部幾個州大多是通過口頭和布道形式知道這則謠言的，而北部的幾個州大約60％的人口卻是在辟謠宣傳后才知道的該內容。而從接受度來看，知道有關普羅克特一甘布爾公司的謠言而不相信的美國人中有83％的人宣稱他們看到、談到或聽到過普羅克特一甘亦爾公司的辟謠。而那些相信這則謠言或抱懷疑態度的人裡隻有54％的人想起來接受過辟謠的信息。聽信謠言的人會採取某種逃避態度，將不利於自身認知的信息屏蔽。

　　另外，由於大眾媒介在辟謠時一般會重復謠言的內容，而人們的收聽、收看、閱讀狀態卻時斷時續的，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媒介中的否定性信息被忽略了，反而是謠言本身被記了下來。

　　從這個角度而言，對於這類謠言，辟謠方案應該更加簡潔，盡量使用足夠權威的機構和言論，並且盡量少的重復謠言的細節。

　　其二，謠言的傳播，同樣是暗藏判斷和意見的表達，因此和個體的認知結構，群體的社會成見息息相關。

　　從格式塔心理學的一般規律來看，“態度的持有和改變取決於人的認知在整體上是否一致。人的認知結構傾向於保持一致，認識到了不一致就會導致某種解決(如改變態度)以達到—致”。當需要對異常事件，比如一則不確定其可信度的信息進行判斷時，如果符合已有的個體解釋框架，則較為易於接受。謠言的流傳，體現的是一個群體對某種現象的普遍性判斷，即至少大多數傳者是認可該解釋框架的，從這個角度而言，每一個謠言的背后，其實都暗含著“刻板成見”（stereotype）。這一概念由美國的輿論學家李普曼提出，是指人們對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簡單化的觀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隨著對該事物的價值評價和好惡的感情。例如，對黑人社區和白人社區安全性的第一判斷，往往來源於此。

　　關於“大涼山的孩子十年沒吃過肉”的謠言，為何在天涯社區獲得如此多的頂帖，不僅在於它用了各類細節和圖片填充，更重要的是，社會一般公眾對“大涼山”這類偏遠山區的想象。在各類扶貧，志願者新聞報道中，偏遠山區，少數民族居住地往往都是幫扶的對象，這是真實的事實，但也從此構建了一個對絕大多數公眾而言的基本判斷。當謠言符合這一判斷時，幾乎會被不加甄別的信任。

　　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SUV女司機加油站撞人”謠言和“深圳市水貝村酒坊拆遷”謠言中，前者是對一段時期以來富豪車種種不當行為的憤怒，而后者是伴隨房價上漲而來的各種地價的飆升，使人們抱著“寧可信其有”的心態進行傳播。

　　至於“重金尋找走失男孩”，“中石油卡”等內容，在日常生活中常有發生，同時也不涉及切身利益，而且辨別有困難，因此在傳播上也沒有大的障礙。

　　總而言之，從現實的信息流動看，謠言信息的傳播在信息分享的同時，也是群體認知的結果，和大眾媒介傳播的信息並非涇渭分明、毫不交錯的兩條直線，而是互相溝通的兩條河流。大眾媒介可以對謠言信息進行篩選解讀，獲得對社會新動向的把握，乃至探索謠言背后的真實圖景，而謠言也有可能在大眾媒介力圖把握復雜社會全貌的過程中，進入更廣大人群的視野。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謠言自身具有極大的說服力和誘惑性，大眾媒介信息和謠言信息的競爭關系將是個長期的存在，而媒介唯一也是最終的憑借隻有一條，那就是媒介自身的公信力。這對大眾媒介本身來說，是個永恆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