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遺址良渚文化水田示意圖。

良渚古城遺址莫角山東坡浮選的炭化稻谷。 以上圖片均為秦嶺提供

良渚博物院坐落在浙江杭州余杭區美麗洲公園內，是全面展示良渚文化的考古遺址博物館，也是著名的旅游勝地。論及良渚博物院的鎮館之寶，在琮、璧、玉鉞等精美玉器之外，看似不起眼的炭化稻谷無可爭議位列其中。

在博物院第一展廳，一盤炭化稻谷和現代稻谷並列展示。黑白分明間，跨越了5000年時光。小小一顆稻谷串聯起歐亞大陸最初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它是稻米之路的起點，也是稻米之路上第一縷文明之光。

炭化稻谷與良渚城糧倉

根據目前考古發現，以良渚古城遺址為代表的長江下游地區，是歐亞大陸范圍內唯一以單一作物（粳稻）經濟為主要農業生產內容的史前文明。因此，一顆稻谷的故事需從良渚文明的興起開始講起。

早在距今1萬年前后，浙江中西部的金衢盆地就已出現東亞最早的定居村落，考古學家以最初發現的上山遺址命名，稱這些萬年前人類留下的物質文化為“上山文化”。在上山文化中晚期的一些遺址中，水稻的馴化已經達到很高程度。此后，歷經跨湖橋文化、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崧澤文化，最終發展至良渚文化時期（距今5300—4500年），水稻都是長江下游地區唯一的農作物，於是稻作農業成為長江下游文明產生的核心基礎。

莫角山位於良渚古城遺址正中心，這是一處人工營建的土台。考古學者在莫角山東坡進行小規模發掘時，發現一層厚厚的炭化稻。這片稻谷廢棄層面積達600—700平方米，厚約40厘米。學者們推測，這裡原本是一處大規模糧倉，后經兩次失火被廢棄。

隨后，考古學者又在莫角山土台南側發現良渚古城專屬“倉儲區”——池中寺。在這裡，學者們發現了體量巨大的炭化稻谷堆積，面積近1萬平方米，堆積厚度0.2—1.2米不等，推測這一廢棄稻谷儲藏量可達36萬余斤。地如其名，池中寺隻有北側與莫角山宮殿區相連，另三面皆環水，易於防火且便於運輸。

良渚古城與史前稻作文明

炭化稻谷和糧倉只是良渚文明的冰山一角。作為環太湖地區良渚文化的權力和信仰中心，良渚古城遺址整體的布局結構和宏大規模，才是這個文明的集中體現。

城址中心的宮殿區主要指前文提到的莫角山土台。莫角山整體呈長方形覆斗狀，總面積近30萬平方米，是目前發現的中國最早的宮城，使用年代為距今5100—4800年之間。莫角山土台上分布有三個獨立的宮殿台基，分別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烏龜山，台基之間有沙土混合分層夯筑的廣場和其他房址。整個宮殿區內，目前發現有35座建筑基址，面積為200—900平方米，朝向基本為正南北，排列有序。

如果說莫角山宮殿區體現了社會權力的集中，那麼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統則體現出規模龐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和高超的規劃水平。外圍水利系統位於良渚古城西北側，包括6條“高壩”、4條“低壩”和山前長堤，兼具防洪蓄水、運輸、灌溉及調節水系等功能，建筑年代大約與莫角山宮殿區同時。

在技術上與規模上，良渚文化時期的水稻種植都頗為成熟。比如臨平茅山遺址發現的良渚晚期水田，距今約4500年，南北兩頭均有排水和灌溉所用的溝渠，每個單獨的田塊面積在1000—2000平方米。同時，良渚古城遺址中發現的多處水稻存儲設施和地點，也証明良渚文化稻作經濟從資源管理角度講，已經存在相對集中的管理分配機制。

2019年，良渚古城遺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表示，良渚古城遺址“向人們展示了新石器時代晚期一個以稻作農業為支撐、具有統一信仰的早期區域性國家”。正是良渚文化中水稻種植規模和技術所達到的成就，給予這個稻作農業文明賴以發展的基礎與支撐。

稻作農業發展與“何以中國”

水稻在長江中下游完成了馴化，並伴隨人群交流、文化交融進入周邊地區，這一過程促成了早期中國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區域文明的發展。可以說，稻米之路譜寫出“何以中國”的最初篇章。

在距今6000—5000年，中原、關中乃至甘肅東部地區就已陸續出現稻作遺存。這些稻作因素的北傳及粟黍南傳，促使中國大范圍內形成稻粟混作的農業形態。盡管不同區域因氣候環境條件不同，稻粟的比例差異很大，但因地制宜的混合種植模式成為中國傳統谷物農業持續發展的堅實土壤，也為中國歷史核心區形成“五谷豐登”的農業模式奠定了基礎。

距今4500年左右，隨著農業發展和人口增長，黃河和長江中下游各地區均形成了復雜社會和區域文明，中國進入了古國時代（特指中華文明起源加速階段中距今5800—3800年前后的時期）。同時，稻作農業向古國之外的區域持續傳播發展，使長江上游、東南沿海、嶺南地區、雲貴高原都逐步成為新興的山地稻作農業區。一方面，農業化擴展奠定了早期中國的文化格局和地理版圖﹔另一方面，這些區域逐步發展出各有特點的山地梯田式稻作農業，也形成了不同於長江中下游粒食傳統的飲食文化，米粉、糍粑就來自這些農業化進程中的山川民族。

距今4000年前后，日趨加強的區域融合互動成為龍山時期的特征，接續發展興起的二裡頭文化是早期中國走向一體化的時間坐標。水稻進一步成為體現社會等級差異的作物，在二裡頭遺址和青銅時代都邑型聚落中所佔比例均顯著高於其他同時期村落遺址。自龍山時期開始，隨著禮制的發展，日趨復雜的宴饗和葬儀活動中，米酒成為重要的祭祀和消費內容，稻米的價值體現在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各個層面。

從最初向黃河流域的傳播，到塑造早期中國的地理格局，再到成為中國多元一體進程中的重要基礎之一，稻米之路為我們講述了“何以中國”的千年歷程。

稻作傳播與文化融合

在人類歷史上，農業傳播是塑造世界文化地理格局的重要動力。農業背后，是物種、技術、觀念的傳播與交流，更是人群、語言、文化的發展與融合。不同地區和時代發現的炭化稻谷，為我們串聯起人群與文化的世界之旅。

向東北亞和中南半島傳播的水稻，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並非東亞物種傳播的領跑者。粟黍農業先於稻作。

盡管如此，稻作的東傳和南傳促進了這些地區的社會復雜化和國家化進程。最重要的是，稻作從此生根發芽，為地區民眾奠定了共同的飲食文化傳統。

稻作農業傳播也是南島語族起源和擴散的主要表現之一。考古學者曾經提出過著名的農人—語言擴散理論，認為這一語族的形成是在稻作農業和家畜飼養基礎上，由農業族群擴散傳播的結果。盡管新的考古學和遺傳學研究在不斷補充和修正這一觀點，但不可否認，稻作遺存的出現和東南亞島嶼的新石器化進程具有同步性。因此，稻的傳播是南島語族擴散形成中的標志性特征，稻米之路也是整合太平洋島嶼考古、語言學和遺傳學研究的重要線索。

自萬年前古人選擇了河岸邊的這株植物開始，從馴化到發展傳播，從定居到文化融合，稻谷的旅程是早期文明起源的基礎，是“何以中國”的索引，亦是世界文化交流碰撞的歷史見証。

（作者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

《 人民日報 》（ 2024年07月08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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