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拉薩7月2日電 晚上九點多,早該落山的夕陽仍在猶疑,余暉照得唐古拉山龍匣宰隴巴冰川熠熠生輝。對面營地裡,徐柏青端詳著這座冰川。近幾日,龍匣宰隴巴是他們科考隊的研究對象。隊員們在這座冰川鑽取冰芯,破譯其中的生態環境密碼。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員徐柏青,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江湖源綜合科考協調組組長、冰川與環境變化考察隊隊長。冰川科考隊現在駐扎的這座唐古拉營地,海拔5150米。工作之余,徐柏青和夜宿營地的新華社記者漫談科考經歷,分享人生感悟。
海拔7000多米處,帳篷被大風撕成一條一條……
唐古拉營地的海拔比珠峰大本營略低一些。高寒缺氧,氣候惡劣,條件艱苦——這些對一個每年野外工作兩個月的冰川學家來說,早已司空見慣。
“這裡不算高。考察希夏邦馬達索普冰川、慕士塔格冰川時,我們曾經在海拔7000多米處的冰芯鑽取點扎營。”徐柏青說,“帳篷會被大風撕成一條一條的,那是常事……”
野外作業有時還會遇到野獸。在唐古拉冬克馬底冰川,科考隊營地兩次被棕熊襲擊——棕熊把營地搞得一片狼藉、幾成廢墟。有一年,在雙湖縣附近冰川作業時,一群狼深夜對著營地嚎叫,像是在警示科考隊不要侵犯它們的領地。
冰川上的天說變就變。遇到極端惡劣天氣時,暴風雪、低溫、迷路……無不威脅著考察隊員的健康和生命。有人被凍傷導致雙腿截肢﹔有人在風雪中找營地找了一宿,天亮才發現,原來整夜都圍著營地打轉﹔還有人在考察途中掉入冰裂縫遇險。
如今,科考的工作環境雖然艱苦,但后勤保障越來越好了。徐柏青回憶,2000年是個分水嶺。此前,各種物資比較匱乏,專業裝備根本談不上,有錢也買不到。
“大概是在2000年那會兒,我們有個很深的感受:突然可以吃飽飯了,在高海拔地區工作的裝備也能保障了。” 徐柏青說,“這也與我們國家經濟發展密切相關。”
深冰芯鑽探裝置,需要一顆“中國心”
中國是冰川大國,地球“第三極”的主體——青藏高原就在中國。徐柏青介紹,在山地冰川研究領域,我國是領先的,有強大的研究團隊。但是,當前最大的短板是我們沒有自主研發的深冰芯鑽探設備。
“我們沒有研發冰芯鑽探裝置的專門團隊。”徐柏青說,“目前使用的簡易高山鑽是我們自己設計制作的,在青藏高原進行冰芯鑽探基本夠用。但是,要在西昆侖地區古裡雅冰川鑽出300多米的冰芯,一般要借助國際合作才能完成。”
古裡雅冰川是已知的青藏高原上最厚的冰川。而世界上最古老的冰川在南極,那些已有一百多萬歲的冰川,厚度達3000多米。
“南極是冰川研究的國際競爭舞台,深冰芯鑽探技術也絕非一般的商業化技術,我們國家的技術應該爭取佔據領先地位。”徐柏青說。
徐柏青說,做一套復雜的鑽探系統,需要化學、物理、機械等多學科團隊協同作戰。
“必須有工程師來跟科學家合作。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創立冰芯學科以來,沒有哪一次的突破,不是因為技術的進步而取得的。”徐柏青說。
“隻做自己最熱愛的事”
徐柏青從事冰川研究已有22年。1995年,徐柏青獲得岩石學專業碩士學位。攻讀博士學位時,他卻報考了中科院蘭州冰川凍土研究所。
“轉專業其實很偶然,只是因為我聽了一場秦大河老師橫穿南極的報告會。”徐柏青說,“當時,我立刻對冰川和極地產生了興趣。1995年,我就開始正式接觸冰川研究了。”
選擇了這個研究方向,就意味著要與冰雪為伴,可徐柏青不覺得苦:“野外科考,在外人看來或許很苦,我卻覺得‘上癮’。每次登上高原冰川做研究,回去之后都覺得不滿足。”
“前方是一座座科學的高峰,一開始會讓你心生懼意,但你最心心念念的一定是登頂。你甚至會覺得,沒有經歷過艱險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漸漸地,你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就不再偏激,會變得越來越淡泊和豁達。”徐柏青說。
在徐柏青看來,任何事情,隻要喜歡,就值得一往無前:“開始也許覺得很艱難,但研究進行到一定程度,就覺得未知領域更多,就想要千方百計找到答案。這個過程本身,就讓你著迷。”
對青藏高原的科考也是如此。作為國家生態安全屏障,青藏高原不但是“亞洲水塔”,也是氣候啟動區,對我國乃至北半球氣候環境的變化至關重要,有許多奧秘值得探究。破譯冰川這本“無字天書”,就是其中重要一環。這讓徐柏青深陷其中,樂此不疲。“我和冰川打了二十幾年的交道,感覺還沒夠。”他說。
“選擇一個科學專業,是因為興趣。既然選擇了,就無怨無悔,再苦再累也心甘情願。”徐柏青笑道,“其實,科研人員都是‘自私’的,他們隻做自己最熱愛的事。”(記者 呂諾 王沁鷗 薛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