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研究領域的差距直接影響到未來產業技術水平的提升,如果一些中間領域的基礎問題不能有效地解決,一些共性核心關鍵技術就不能突破,我國的產業將面臨長期鎖定中低端的風險。”6月24日,在吉林長春開幕的第十九屆中國科協年會上,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協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對“基礎研究”的強調引起會場上很多人的共鳴。
“我國很多產品的穩定性不如國外產品,是他們對基礎性東西摸得非常透,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咱們國家很多產品跟應用相關的基礎研究做得很不夠。跟產業直接結合的基礎研究,論文影響因子不高,有些科研人員不願做,這需要國家的重視。”中科院上海微系統與信息技術研究所研究員劉衛麗說。
基礎研究制約產業技術水平, 萬鋼覺得:“這在信息產業的操作系統、CPU芯片,在制造業的4G,在一些航空發動機、燃氣輪機等領域表現尤為突出。”
其實這兩年國家在頂層設計和前瞻部署中都把基礎研究擺在重要位置。萬鋼介紹說,在2016年和2017年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基礎研究類項目已經佔到了總經費的34.7%。2016年中央財政科技經費的1/4相繼投入到基礎研究領域,包括重點實驗室等一些科研基地。
但從一組數字可以看出,我國基礎研究投入總量與發達國家有差距,投入結構也有很大區別。發達國家基礎研究經費佔全社會R&D投入比例在15%左右,而我國僅為5%。在我國中央財政科技投入中,基礎研究經費總佔比是25.2%,美國聯邦政府是23%,兩者基本持平。而美國州政府財政科技投入中,基礎研究的經費所佔比例是26%,我們國家地方政府隻有7%。美國企業研發投入中,基礎研究的比例是4.4%,日本是6.8%,韓國是13.1%,而我國企業,按目前統計隻佔0.1%。美國社會捐助的資金,有20%左右投入了關系社會發展、生態環境的公益性基礎研究,而我國在這方面基本為零。
在第十九屆中國科協年會上獲得“求是杰出青年轉化獎”的北京科技大學教授邢奕說:“現在基礎研究投入結構確實不合理,企業要立竿見影的效果,缺乏戰略性部署的經費投入。”
國外企業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和提前布局曾讓劉衛麗感觸良多:“幾年前參觀國外企業的研發中心,發現比國內的研究所都大得多。企業的核心研發中心其實就是做基礎研究,人家部署了十年之后的研發方向,這讓我很震驚。”
“當前科技成果轉化的周期日益縮短、應用更加快捷,有些領域在實驗室裡就可以誕生產品。實驗室變成了生產車間,我們要適應這些新特點,要加快從知識到技術,並轉化為產品的過程。這就要求企業等市場化的創新主體更加主動地介入創新鏈的前端,與高校、科研院所組成產學研聯盟和協同創新聯合體,共同參與基礎研究。”萬鋼說。
萬鋼舉例說,華為正是與世界著名高校合作,對基礎研究領域全球布局持續投入,在第五代移動通信的技術標准和研發中搶得先機。百度、騰訊等企業在機器翻譯、深度學習、智能汽車等基礎前沿領域進行研發布局,同時開放資源,才能在新一代人工智能競爭中佔據一席之地。(記者 劉莉 付麗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