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物】崔鵬：跋涉不停的“泥石流院士”

幾年前，在調查唐家山堰塞湖的穩定性時，中國科學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院士崔鵬坐的汽車正開到滑坡坡腳下，一陣風吹來，山上的石頭紛紛往下滾，一塊石頭往車砸過來，駕駛員反應快，趕快往前開了一下把石頭錯開，接著又一塊石頭過來了，擦著汽車的保險杠而過。

“反應時間可能就一兩秒鐘，我們的駕駛員真好。”生死毫厘之間，崔鵬卻顯得很平靜——這種遇險，在他的野外經歷中，早已司空見慣。當記者問他苦不苦時，他笑道：“習慣了。”

1985年夏，崔鵬從中科院成都地理研究所自然地理專業碩士畢業，論文是《從地貌演變探討泥石流發育過程》，由此開始了他長達30余年的泥石流研究之路，並成為我國第一個“泥石流院士”。

“科學手段讓更多人免遭次生災害”

從事泥石流等山地災害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現在山地災害現場，而每一次，崔鵬都帶隊奔赴在第一線。在汶川特大地震、廬山地震和舟曲特大泥石流救災中，崔鵬都參與了大量次生山地災害科技攻關。

2008年5月14日，汶川地震后才兩天，崔鵬和他的科研團隊就一頭扎進地震災區，進行特大地震后的山地災害考察。他們提供的第一手觀測數據，為震后的應急搶險、防災減災提供了決策所需要的科學依據。震后很短時間內，依靠實地野外調查和遙感影像，崔鵬團隊摸清了34處大的堰塞湖的基本情況，對於公眾關注度極高的唐家山堰塞湖，他們提出了科學的認識和危險性評估，為應急搶險和科學處置起到了重要作用。

舟曲特大泥石流災害發生后，崔鵬和他的團隊又趕赴甘肅，他們的勘測數據及專業意見，為災害工程防控等提供了重要的決策參考意見。

在大量的研究和考察實踐基礎上，崔鵬不僅提出了准泥石流體概念，確定泥石流起動臨界條件，形成起動理論，開創了泥石流學科的新生長點，還在國內外開展大量城鎮、道路、風景區、大型水電工程泥石流防治和重大應急減災工作。他在泥石流形成、運動和成災機理，災害防治技術，震后次生災害分布規律與風險防控方法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初步建立土力類泥石流起動理論，揭示成災機理﹔提出泥石流過程調控的災害防治原理和方法﹔發展了山區道路和風景區泥石流治理模式與技術。

救災第一線工作的艱苦是不言而喻的，他時常鼓勵年輕的科技人員說：“我們不一定能從廢墟裡救出多少人，但可以用我們的一點付出和一些科學的認識與方法讓更多的人避免遭受次生山地災害的危險……”

他們野外考察行走的地方，往往是路況很差的地方，泥石流溝的考察隻能在侵蝕幾位強烈的陡坡與深溝中穿行，路途時有艱險。有一次去瀘定縣做泥石流防治規劃，當深入泥石流源頭勘測完成之后，天已經黑了，溝道中基本上沒什麼路，溝壑又深，而且下著雨，隨時有可能發生泥石流等災害，崔鵬跟隨著他的導師唐邦興一行，相互關照，終於找到一條取水的水渠，沿著水渠走了出去。“書記和縣長非常擔心，一直等著我們，不敢回家。別人都很擔心我們，我們自己倒是沒想那麼多。”

“拼是一種時代的符號”

崔鵬的學生張建強說，“我們在研究過程中，很多時候會涉及模型構建，還原山地災害場景等。在我們年輕人看來，模型‘差不多’就行了，但在導師眼裡，‘差不多’就是‘差很多’，模型構建必須做到絕對的精細化。”

崔鵬的嚴謹在山地所是出了名的，對於文章中的每個字句，甚至標點符號，都會細細推敲，認真審查。

“拼命三郎”是崔鵬的另一個“標簽”。“五一”“十一”黃金周期間，別人計劃著如何放鬆休閑，他也有假期計劃，就是正好有更多時間做一些研究。一年中，隻要沒有出差，晚上，崔鵬的辦公室基本都是亮的。所裡的保安說，在山地所，幾乎每天下班最晚的是崔老師。

“中國知識分子都是蠻拼的，我國正處於高速發展時期，對科學家而言，一方面是很好的機遇，科學家很重視這樣的歷史機遇，所以節奏都是很快的﹔另外，在中國由科技大國走向強國的時期，科學家都是有使命感，使命感促使他們努力地工作。”崔鵬說，拼是一種時代的符號，不是哪個人的事情，在他身邊的很多科學家都是很拼的。

“知識分子，發自內心希望為國家為社會去做一點貢獻，盡自己的力，每個人的力量有限，但每個人都出一份力，我們國家會更好一些。” 崔鵬說。

“青年人上來了，我們的事業才能繼續”

崔鵬對學生一直要求很嚴格：“學生階段尤其是研究生階段對人生很重要，像我年輕的時候就從我的老師那裡學到很多東西，如果沒有老師，我現在也很難做到今天這樣。所以希望學生在校幾年能夠多學並學到真正安身立命的東西，不僅僅是發幾篇文章，而是獲得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他還希望學生要養成好的個人修養，從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做起，要互相幫助，有團隊協作精神，多關心集體。“最重要的是責任心。做科學研究、追求真理沒有責任心是不行的。”

在崔鵬的課題組每周都會有例會讓大家交流，“不管人員多少，總有人組織管理，讓學生學會管理，這也是對一件事負責任。大家可以把收獲、經驗和困難分享。隻要我在所裡，就一定參加。比如答辯、預答辯材料我都會幫他們先過一遍，和他們一起修改。”

“災害研究這類‘冷門’專業報考人很少，但畢竟總會有一部分人喜歡我們領域的工作。希望學生能夠在自己喜歡的方向上發展，這樣才會全身心投入，把事情做好。”崔鵬認為，除了興趣愛好，責任感更為重要：“做科研更重要的是要有崇尚科學的精神，有強烈的責任感。有些人是按照自己的喜好選擇專業和職業的，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的專業並非自己所喜好的，人都是可塑的，隻要在他的領域不斷地努力，把自己的身心投入進去，也會取得很大的成就。

成都山地所災害領域人才結構曾出現斷層問題：老一批有經驗的科學家大多面臨退休的問題，中堅力量在當時非常缺乏，年輕的大多又剛從學校畢業，還不能獨當一面，后續乏人直接影響到山地災害學科的繼承和發展。崔鵬根據團隊的知識結構等，和青年科技人員商討並進行了總體規劃和分類，先是讓他們一人確定一個方向，預測預報、動力學、細觀結構、工程防治、生態防治等，定方向，定目標，不做重復研究。再有，就是創造條件安排35歲以上的青年學術骨干做課題負責人，35歲以下的青年學者做專題負責人，把經費給他們，也把責任給了他們，使他們在實踐中既鍛煉了課題組織能力，又培養了科學責任感。同時為課題配有一位55歲以上的資深科學家，保証項目高質量的完成，起到傳幫帶的作用，實現知識與研究經驗的傳遞。就這樣帶領了一批青年人快速地成長起來，逐步成為了研究所的骨干力量。

成都山地所胡凱衡研究員自碩士研究生開始就在崔鵬的指導下進行泥石流研究。對於胡凱衡的進所，崔鵬是記憶猶新。由於泥石流研究經常會使用到數值計算和模擬的知識，促使崔鵬有招一個專門學習計算數學的人才到團隊裡來的想法，於是便前往一牆之隔的四川大學數學系面試畢業生。當時胡正好畢業，機緣巧合，胡凱衡也有研究泥石流的興趣。也正是為了這次面試，崔鵬將回國剛買的一輛自行車在川大校園裡丟了，但他不后悔，因為得到了胡凱衡這樣一個優秀人才。

崔鵬為山地災害學科發展做了人才與知識儲備，為青年人才的深造和能力培養提供學習和鍛煉的機會，就像引流槽一樣，把泥石流研究的觸角盡可能地延伸，鋪展開來。

“團隊是科研的根本，隻有青年人一個一個成長起來，我們的事業才能繼續，研究工作才能做得越來越好。”崔鵬說。（記者賀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