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現代醫學的發展，我們不得不承認有一些“疾病”是和時代捆綁在一起的，但也有一些，似乎像是披上了新的外衣“卷土重來”。

最近“腦腐”這個詞流行起來，大意是指“由於數字信息，尤其是社交媒體低質信息過度輸入而導致精神和智識狀態衰退”，成為牛津大學出版社選出的2024年度詞匯。有意思的是，另一個同樣有評選年度詞匯傳統的“柯林斯詞典”，也將“腦腐”作為了它的年度備選詞匯。

雖然這兩個年度詞匯的語料庫主要來自英語世界的各種新聞報道，但這一現象引發了不同語言世界年輕人的警惕與共鳴，因為不少人都有過類似的體驗——明明什麼也沒做，只是躺在沙發上刷手機，卻感到格外疲憊﹔明明一直在“閱讀”，卻很難靜下心來去思考問題。

相比於現代醫學對熱量攝入的研究，還沒有權威人士對信息的“過度”輸入給出一個標准的定量。據不完全統計，相比於現代報刊剛誕生的年代，今天的我們每天接觸的信息大約是174份報紙，5000張左右的圖像。面對指數型增長的信息數量，以及需要根據這些信息作出成千上萬個決策的巨大工作量，我們的大腦容量並沒有明顯的變化，其在數十萬年前就已基本發展定型。

對信息的過度消費讓我們想到了早在1972年，由多位作者合著的《增長的極限》裡提到的預言：地球正走向一條超出承載能力的危險軌道，而這條軌道的驅動力正是過度消費，過度消費成為一種現代文明病。

《增長的極限》出版半個世紀后，讓我們痴迷的不僅是對物質的消費，還有“摸不到”的信息和數據。社會學研究者將“數據囤積”與物品囤積相類比，認為“囤積”行為是人類對曾經經歷的物質世界的匱乏及不確定性的一種抵御性策略。雖然不同於衣櫃裡塞滿的衣服和儲藏室裡囤積的食物，手機裡舍不得刪除的各種App、收藏夾裡的未讀文章，似乎更無傷大雅、不可察覺。不過，它還是袒露了我們內心的不安全感，至少是擔心錯過有價值信息的焦慮。

“信息、知識焦慮”有其積極的一面，但佔據大部分人的時間、充斥著碎片化資訊的社交媒體上又有多少信息是有效的呢？韓裔德國哲學學者韓炳哲在《他者的消失》裡總結道：（當下社交媒體上的）信息不再是啟發性的，而是扭曲變形的﹔交流不再是溝通，而僅僅是語言的堆積。即便是最大規模的信息積累——大數據，所包含的知識也十分有限。

已經有腦科學研究証實，消費碎片、同質化的資訊，反復在調用的是大腦中專職瀏覽信息及同步處理多重任務的神經元信息的傳遞，所謂用進廢退，負責聚精會神閱讀、深入細膩思考的神經元之間的突觸連接便會萎縮。所以，“腦腐”不僅僅是一種比喻，與此相關的注意力渙散、認知障礙等症狀已在臨床被証實。

除了這些碎片化的無效甚至有害的內容，社會學者更關心“行為”本身可能帶來的危害。離不開手機的我們，越來越被抽象的語言、概念或者可被屏幕呈現的表象所控制，在生活中失去了很多具體的感知。在社會學者項飆看來，抽象時間統治了我們的現代生活，比如快遞小哥遲到了兩分鐘，我們並不在乎他在這兩分鐘裡所經歷的具體事件，我們要的就是准時到達。不能說我們就此喪失了關心他人的能力，但在關心自我和（屏幕中的）遠方之間，太多實實在在的生活被弱化甚至排斥了。

還有學者根據人們使用智能手機的閱讀習慣，研究智能手機是如何放大“自我”的——人們被“同質化”的算法圍獵，無須再面對不同的“他者”，就像不斷被點亮的屏幕裡常常映襯出的不過是自己的面孔，這種情況讓社會學者擔心不同意見之間的“理性協商”將變得愈發困難。同時讓人警惕的是，自我的中心化和自我的脆弱化通常是一體兩面的過程，這多少能解釋眼下社會情緒問題的一些趨勢。

雖然仍有人對社科研究的准確性持有懷疑，但已有不少國家和地區把對社交媒體的防沉迷提上了日程。2024年年底，澳大利亞聯邦議會參議院通過了《2024網絡安全（社交媒體最低年齡）修正案》，禁止16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數社交媒體平台，相關規定將在12個月后生效。對於成年人，各國專家的建議集中在“放下手機”“親近自然”“增加線下互動”等，他們也指出，一部分成年人正是出於逃避現實生活中的某些困境而選擇了寄居屏幕。所以，這更像一個蹺蹺板游戲，讓線下和線上生活形成一種互動與借力，維持一種精妙的平衡。畢竟，長期看來，線上和線下、虛擬與真實的界限會逐漸打破甚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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